第9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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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福堂于是扫兴地转过身,背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
  他对自己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应该想到,满银一出事,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她娘家的门上去了。另外,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向少安一家人邀功讨好一般!真是,他田福堂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下贱?
  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地又骑上自行车,很快向双水村赶去。
  他到了双水村村头,跳下车子,隔着东拉河向对面农田基建工地喊:“高虎!杨高虎!
  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要给你说!”
  他没听见高虎应声,但看见孙玉亭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淌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
  玉亭过了河,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一边问他:“公社的会完了?”
  他给玉亭“嗯”了一声。他看见玉亭还是那副样子,破棉袄襟子的两颗钮扣之间,别一卷子学习材料,两只烂鞋补钉缀补钉,想往快走,但为了将就那双鞋,两条腿绞在一起,急忙走不前来。田福堂被这位忠实助手的硒惶样子都快逗笑了。他想起他还有几双旧鞋,干脆送给玉亭去穿吧!孙玉亭上了公路,走到他面前,说:“高虎不在,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鸡去了……什么事?”
  田福堂说:“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徐主任有事,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孙玉亭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了话!”
  田福堂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这事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孙玉亭犹豫了一会,说:“你还是晚上给高虎说这事,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怕政治影响不好……”田福堂很满意玉亭同志政治上的精明,说:“这也好。毕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满银再受一会罪吧!”
  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亭又按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
  ……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吃完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罐子村了。
  王满银已经累得象散了骨头架;一绺头发聋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来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她的二流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
  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
  王满银高兴得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兰花花好……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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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蔓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圪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120°的太阳,象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
  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原西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
  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铁锹,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
  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象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
  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丙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
  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
  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的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驯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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