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节（3 / 3）
为了今天的起义大事，陈其美好不容易戒烟戒酒戒色一个多礼拜，整天窝在家里养精蓄锐。昨天夜里，为今天的起义，陈其美见了一天的客人，到了十一点多才朦胧滴睡着。不过才一个钟点的样子，就被几个人吵醒了。他的几个兄弟杨虎、傅墨正、蒋志清都是一脸的气急败坏：“英士啊，出大事情啦！不知道哪里的人马先起事了！”
陈其美也是一脸的恼怒，再加三分的无奈。今天这半夜，他先是赶到南市的警察总局门口，带着一帮小弟兄想冲进去，结果人家真的开枪了。还被市民以为是满清余孽，在那里扔砖头。后来又想起闸北巡警总局有自己的力量，拉起来会合的百十个湖州帮的小兄弟，还有些陆续赶来的同盟会同志，又一溜烟的跑去闸北。没想到闸北巡警总局也被人家占领了。自己苦心拉过来的陈汉钦的警备队二百来人全部被收编了。连旁边的造币厂和铜圆局也全部被占领。看着门口守卫士兵的枪口，想起上两次的教训，陈其美只好跑到时报馆的息楼俱乐部去，那是他们一些上海头面人物议事的地方，想找人商量个主意。
才走到半路，就听到有报童在街头大喊，“中华民族复兴党光复上海，宣布成立管理委员会。”
陈其美一把抢过一份报纸来看，只见陶成章和虞洽卿、朱葆三、霍元甲等人的合影赫然登在了头版头条上。“他娘的，报纸都印出来了，下手这么快？”陈其美骂道
185我的奉天我接管1
中华民族复兴党夺了上海之后，立刻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党上海军事管制管理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按照有些人最初的建议，是要将管理委员会定名为“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但是陶成章将此事电告徐天宝之后，徐天宝立刻回电报否决了这个想法，用徐天宝的说法是：要干就干正式的，定个“临时”的名头，首先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位置上，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于是，中华民族复兴党上海军事管制管理委员会在复兴党夺取上海的第二天就成立了，军管会首先宣布上海进入军事管制状态，随后又宣布了军管会接下来的几项任务：
一、肃清上海境内反革命满清余孽的残余势力；
二、接收一切满清朝廷衙门、制造局的产业和物资；
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偷窃、抢劫、敲诈勒索以及各种趁火打劫的混乱现象；
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满清余孽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
五、鼓励各大商会建立商团武装，维持当地治安，但是人员、武器一律要登记造册，送到军管会备案；
六、在商人、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由中华民族复兴党领导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进一步扩大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影响力，为革命政权提供可靠的群众基础。
军管会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华民族复兴党的老党员，如陶成章、李燮和、霍元甲、虞洽卿、朱葆三等。除此之外，在徐天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指导下，陶成章和虞洽卿等人商议之后，将预备立宪公会的一批人也拉拢进了军管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立宪团体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的背后支持人，主要是岑春煊。发起人有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都是亦绅亦商的著名人物。它宣称“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因朝廷关于预备立宪的谕旨中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一语，故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会章规定，凡年在20以上，与本会宗旨相合，有会员2人介绍，均可入会，但有四种人不合入会资格，即吸鸦片烟、营业卑贱、贪污犯赃和经商破产未能清偿者。作此规定，大概是为了保持公会成员品德的高洁，避免鱼龙混杂。公会事务所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4号。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事业。
当然，预备立宪公会之所以会加入中华民族复兴党的阵营，还与它的背后支持者岑春煊有关。岑春煊是袁世凯主要政敌之一，1906年秋，岑春煊在朝廷派系倾轧（丁末政潮）中失利，便以治病为名，寓居上海，一直到1907年2月。就在这时，他支持了预备立宪公会，并举家迁居上海。1909年，他在上海投资浙江银行上海分行。
辛亥革命之后，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凯，岑春煊心里一百个不舒服。正巧徐天宝以中华民族复兴党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奉天、热河革命，同时中华民族复兴党夺取了上海。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岑春煊支持已经对朝廷立宪心灰意冷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人加入军管会。其中，多多少少掺杂着一些给袁世凯添堵的报复心理。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是福建闽侯人，举人出身，曾经是岑春煊幕僚。郑孝胥日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沦为汉奸，臭名昭著，但在此事，郑孝胥却是声望很高的人，有势（与上层人物关系）、有钱（办实业）、有识（出过国，见过世面）、有才，其书法饮誉一时。公会请他领衔，且将他排在张謇前面，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和一般会员中，也很多是著名绅士和资本家，诸如张元济、沈同芳、李平书、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王一亭、李厚祐、王清穆、高凤谦、徐润、温宗尧、夏瑞芳、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等，都是或曾经是其中的成员。所以，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对巩固中华民族复兴党的新生政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且说徐天宝在东北宣布革命，这让正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吃惊不小。随后，上海又落入中华民族复兴党手中，使得原本江南制造局里准备运到湖北供清军镇压革命的武器弹药全部落入了中华民族复兴党手中，这让刚刚小胜革命军的袁世凯很是头疼。紧接着，又传来吴禄贞在滦州进行兵谏、军火被劫的消息。
听到滦州兵谏地消息袁世凯又惊又喜，惊地是这件事大大出乎意料，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北方一向是北洋地地盘，南方再怎么烽火连天，只要北方不乱，局面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兵谏给他造成地吃惊不小。喜的是他正好利用这个意外事变作为武器，压迫清廷接受他的全部条件。他又怕清廷垮台的太快，会失去可以利用的工具，于是一改推托、敷衍的态度，急忙处理兵谏。
袁世凯首先上书载沣，切不可“北狩热河”，其次他给前线的冯国璋下了命令，尽快拿下汉口，准备抽兵北调；再次，二十镇当中有很多是段祺瑞的部下，急调段祺瑞到滦州宣抚，借以分化；最后就是收买周符麟，让他设法暗杀吴禄贞。因为他明白只要解决了吴禄贞，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于是清廷假惺惺地认可了《十二条政纲》，说吴禄贞“忠勇体国”赏给“侍郎衔”，并以皇帝名义下《罪已诏》，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撤销皇族内阁，维新更始，实行立宪，还以滦州兵谏的“十二条政纲”为蓝本，起草了宪法，称为《重大信条十九条》。
于此同时，清廷又任命吴禄贞为“宣抚大臣”，南下长江一带，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将滦州以西的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11月7日又调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当吴禄贞行至石家庄时，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暗杀。
随后，清廷又收买潘榘楹，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七十八标调往关外，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滦州只剩标统岳兆麟所率领的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革命派骨干被分散，滦州兵谏宣告失败。
初战告捷，袁世凯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显示了威力。但是，却有腾不出手来对付远在东北的徐天宝。于是，无奈之下，只能派出亲信唐绍仪前去东北，探一探徐天宝的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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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也是一脸的恼怒，再加三分的无奈。今天这半夜，他先是赶到南市的警察总局门口，带着一帮小弟兄想冲进去，结果人家真的开枪了。还被市民以为是满清余孽，在那里扔砖头。后来又想起闸北巡警总局有自己的力量，拉起来会合的百十个湖州帮的小兄弟，还有些陆续赶来的同盟会同志，又一溜烟的跑去闸北。没想到闸北巡警总局也被人家占领了。自己苦心拉过来的陈汉钦的警备队二百来人全部被收编了。连旁边的造币厂和铜圆局也全部被占领。看着门口守卫士兵的枪口，想起上两次的教训，陈其美只好跑到时报馆的息楼俱乐部去，那是他们一些上海头面人物议事的地方，想找人商量个主意。
才走到半路，就听到有报童在街头大喊，“中华民族复兴党光复上海，宣布成立管理委员会。”
陈其美一把抢过一份报纸来看，只见陶成章和虞洽卿、朱葆三、霍元甲等人的合影赫然登在了头版头条上。“他娘的，报纸都印出来了，下手这么快？”陈其美骂道
185我的奉天我接管1
中华民族复兴党夺了上海之后，立刻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党上海军事管制管理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按照有些人最初的建议，是要将管理委员会定名为“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但是陶成章将此事电告徐天宝之后，徐天宝立刻回电报否决了这个想法，用徐天宝的说法是：要干就干正式的，定个“临时”的名头，首先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位置上，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于是，中华民族复兴党上海军事管制管理委员会在复兴党夺取上海的第二天就成立了，军管会首先宣布上海进入军事管制状态，随后又宣布了军管会接下来的几项任务：
一、肃清上海境内反革命满清余孽的残余势力；
二、接收一切满清朝廷衙门、制造局的产业和物资；
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偷窃、抢劫、敲诈勒索以及各种趁火打劫的混乱现象；
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满清余孽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
五、鼓励各大商会建立商团武装，维持当地治安，但是人员、武器一律要登记造册，送到军管会备案；
六、在商人、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由中华民族复兴党领导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进一步扩大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影响力，为革命政权提供可靠的群众基础。
军管会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华民族复兴党的老党员，如陶成章、李燮和、霍元甲、虞洽卿、朱葆三等。除此之外，在徐天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指导下，陶成章和虞洽卿等人商议之后，将预备立宪公会的一批人也拉拢进了军管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立宪团体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的背后支持人，主要是岑春煊。发起人有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都是亦绅亦商的著名人物。它宣称“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因朝廷关于预备立宪的谕旨中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一语，故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会章规定，凡年在20以上，与本会宗旨相合，有会员2人介绍，均可入会，但有四种人不合入会资格，即吸鸦片烟、营业卑贱、贪污犯赃和经商破产未能清偿者。作此规定，大概是为了保持公会成员品德的高洁，避免鱼龙混杂。公会事务所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4号。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事业。
当然，预备立宪公会之所以会加入中华民族复兴党的阵营，还与它的背后支持者岑春煊有关。岑春煊是袁世凯主要政敌之一，1906年秋，岑春煊在朝廷派系倾轧（丁末政潮）中失利，便以治病为名，寓居上海，一直到1907年2月。就在这时，他支持了预备立宪公会，并举家迁居上海。1909年，他在上海投资浙江银行上海分行。
辛亥革命之后，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凯，岑春煊心里一百个不舒服。正巧徐天宝以中华民族复兴党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奉天、热河革命，同时中华民族复兴党夺取了上海。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岑春煊支持已经对朝廷立宪心灰意冷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人加入军管会。其中，多多少少掺杂着一些给袁世凯添堵的报复心理。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是福建闽侯人，举人出身，曾经是岑春煊幕僚。郑孝胥日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沦为汉奸，臭名昭著，但在此事，郑孝胥却是声望很高的人，有势（与上层人物关系）、有钱（办实业）、有识（出过国，见过世面）、有才，其书法饮誉一时。公会请他领衔，且将他排在张謇前面，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和一般会员中，也很多是著名绅士和资本家，诸如张元济、沈同芳、李平书、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王一亭、李厚祐、王清穆、高凤谦、徐润、温宗尧、夏瑞芳、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等，都是或曾经是其中的成员。所以，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对巩固中华民族复兴党的新生政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且说徐天宝在东北宣布革命，这让正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吃惊不小。随后，上海又落入中华民族复兴党手中，使得原本江南制造局里准备运到湖北供清军镇压革命的武器弹药全部落入了中华民族复兴党手中，这让刚刚小胜革命军的袁世凯很是头疼。紧接着，又传来吴禄贞在滦州进行兵谏、军火被劫的消息。
听到滦州兵谏地消息袁世凯又惊又喜，惊地是这件事大大出乎意料，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北方一向是北洋地地盘，南方再怎么烽火连天，只要北方不乱，局面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兵谏给他造成地吃惊不小。喜的是他正好利用这个意外事变作为武器，压迫清廷接受他的全部条件。他又怕清廷垮台的太快，会失去可以利用的工具，于是一改推托、敷衍的态度，急忙处理兵谏。
袁世凯首先上书载沣，切不可“北狩热河”，其次他给前线的冯国璋下了命令，尽快拿下汉口，准备抽兵北调；再次，二十镇当中有很多是段祺瑞的部下，急调段祺瑞到滦州宣抚，借以分化；最后就是收买周符麟，让他设法暗杀吴禄贞。因为他明白只要解决了吴禄贞，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于是清廷假惺惺地认可了《十二条政纲》，说吴禄贞“忠勇体国”赏给“侍郎衔”，并以皇帝名义下《罪已诏》，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撤销皇族内阁，维新更始，实行立宪，还以滦州兵谏的“十二条政纲”为蓝本，起草了宪法，称为《重大信条十九条》。
于此同时，清廷又任命吴禄贞为“宣抚大臣”，南下长江一带，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将滦州以西的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11月7日又调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当吴禄贞行至石家庄时，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暗杀。
随后，清廷又收买潘榘楹，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七十八标调往关外，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滦州只剩标统岳兆麟所率领的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革命派骨干被分散，滦州兵谏宣告失败。
初战告捷，袁世凯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显示了威力。但是，却有腾不出手来对付远在东北的徐天宝。于是，无奈之下，只能派出亲信唐绍仪前去东北，探一探徐天宝的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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