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2 / 4）
她又用俄语说了一遍。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对她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么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
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 ↑返回顶部↑
再见，格奥尔基。
一年前，当七十岁的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奥尔基回来了。老头说的都没错。但，那个真正住在她心里头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苏联人打架的年轻的中国人，而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二十多岁与六十多岁的格奥尔基，对她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此时此刻，怎及得上彼时彼刻？年华这东西，就像人死不得复活，满头白发不可能恢复三千青丝。她心里透亮得很，我们都回不去了，不如，还是让这老头子，别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记忆并没有错乱，精心伪装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格奥尔基当年所说的时间旅行，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一定会穿越时空来找她，索性将计就计演了一场戏。
是我被她骗了，我才是个傻瓜呢。
其实，当我假扮成格奥尔基的时候，她只要跟我说两句俄语，就必然会露出马脚……但她自始至终跟我说中国话，尽量避免任何俄语单词，哪怕是个地名和人名，除非达斯维达尼亚或达瓦里希。对啊，当我们说到往事，凡是我无法圆谎之时，她都会主动扯开话题，让我避免尴尬露馅。
我护送卡佳飞回上海。在祖国的蓝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认，当她刚认识我，第一次在我面前发心脏病，让我给她拿药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装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终在等一个人，等头发乌黑的年轻电工，等他沉默时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时光。他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只有记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她最美的时光的记忆。
我以为她会哭，但没有一滴眼泪。卡佳应该荣封奥斯卡影后，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难怪是莫斯科电影学院的。
说实话，我应该对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却怨恨不起来。
但我没有再去看过她。
时间，却像翻书一样快啊，刷刷刷过去了十多年。我早就从邮政系统辞职，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写小说的状态，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么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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